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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而我卻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叶企孙

這是柴靜在 2010 年寫的紀念葉企孫的文章,想了解更多關於葉企孫人生經歷,可以看維基百科。

吾狂衅覆滅,岂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看史料的時候,會有一種感慨 —— 在動蕩不安的中國大地上,只要給他們一點點空間,中國知識分子能在石縫裡栽種下什麼?

八十年過去了,他在空白處栽種的一切,讓我這樣的後代得以生活在一個濃蔭蔽頭的世界上,而我卻今天才知道葉企孫先生的存在。

回來的飛機上看書,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我愣了一會兒,我不認識這個人,只是覺得很少見到這樣恬靜沉毅的臉,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們這些知道李政道,錢學森,錢三強,王淦昌…… 的人,原本都應該知道他 —— 他是他們的老師。

李政道大二的時候,是他破格選送去美國,當時李政道才 19 歲,穿著短褲去辦護照,辦公的工作人員都不相信 “怎麼會是個兒童?” 李政道後來說 “他決定了我的命運”

華羅庚是初中生,是他讓在清華算學系任職,又送去英國深造,華羅庚說 “我一生得他愛護無盡”。

那是戰亂烽火時代,但後來的重要科學發展所依賴的這些人,是他在那時滿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 可是我為什麼不知道他?

深夜裡我一點點找他的資料。

他生在上海,父親是舊式文人,讓他從小讀經史子集。

他幼年已經以君子 “慎獨” 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對跟朋友之間 “因小故而致割席” 之事也寫在筆下:“一時之忿,至今思之,猶有隱痛。”

他訥於言,但一生都保持溫潤如玉的君子之風。

1915 年,他在清華上學的時候,成立清華校史上的第一個學生團體 —— 科學會。

每兩週一次科學報告會,輪流作。“範圍極廣,如天演演說、蘋果選種、煤,無線電報之設備、測繪法、力、廢物利用,等等”

他當時不過十七歲,擬訂的會員守則是:(一)不談宗教,(二)不談政治,(三)宗旨忌遠,(四)議論忌高,(五)切實求學,(六)切實做事。

那種青翠的朝氣裡,滿滿的是中國大學的剛剛起步的生機。

1918,他留學美國,後來在哈佛讀博士,導師是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個研究課題,是用 X 射線短波極限法精確測定基本作用量子 h 值。實驗結果,在美國《科學院院報》和《光學學會學報上》發表,很快被國際科學界公認為當時最精確的 h 值。

這一數值被國際物理學界沿用達 16 年之久。

這一年他 23 歲。

他 27 歲回國清華執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對的是什麼。

他的學生回憶 “第一屆學物理的有 4 個人,第二屆只有兩個人,第三屆只有一個人。從一年級到二年級,到三年級,都是他一個人教的,所有的課都是他一個人開,不是他想一個人單槍匹馬,是他想請人家來,人家不來,也請不到。”

他已不求收穫,只問耕耘。

他執教之嚴也是出名的,他的課給李政道的分數只是 83。他允許這學生不聽自己的課 “因為你看的參考書比我的更高明”,但是 “你的實驗做的不認真,要扣去 25 分”

他去世後多年,親人發現他一直留著當年的那三張答卷,寫在泛黃的昆明土紙上。

看史料的時候,會有一種感慨 —— 在動蕩不安的中國大地上,只要給他們一點點空間,中國知識分子能在石縫裡栽種下什麼?

他是清華物理系主任,這對他自己來說其實是一種犧牲,相當於要放棄了自己的專業研究來作行政的工作。因為他把聘任第一流學者到清華任教列為頭等大事。

從 1926 年到 1937 年,他先後為物理系和理學院聘來了熊慶來、吳有訓、薩本棠、張子高、黃子卿、周培源、趙忠堯、任之恭等一批學者。

吳有訓還只不過是剛到校的普通教師,資歷年紀都不如他,他把吳有訓的工資定得比自己還高,1934 年,他引薦吳有訓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職。四年後,他力主吳有訓接替自己的理學院院長一職,那時他正當盛年。

馮秉銓畢業的時候,他對他們說:“我教書不好,對不住你們。可是有一點對得住你們的就是,我請來教你們的先生個個都比我強。”

他不光要栽種,他還要育土。

他在 1929 年又組建了清華理學院,其中包括算學、物理、化學、生物、心理、地學 6 系。

他說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學文化最盛行、科學土壤最肥沃、科學氣氛最濃厚之地。比如歐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國的芝加哥等。

中國科學研究停滯數千年,第一次有了這滾熱得燙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學致用人才外,尚謀樹立一研究科學之中心,以求中國之學術獨立。”

那點嫩芽,是硬生生從石頭底下頂上來的。

清華的校史有紀錄 “早年的清華隸屬北洋政府,實行的是校長個人專權,校長多為官員政客,既無多少學問,更不懂管理,且校長更替十分頻繁,嚴重影響了教育教學工作的正常進行。”

1927 年,清華成立教授會和評議會。教授會由各科系教授組成,教授會成員投票選舉各科系主任。評議會由評議員組成,評議員由各科系推舉的教授擔任。

第二年,他當選評議員,當時他不滿 30 歲。這個改革,就來自 “少壯派” 的推動。

日後清華校史的研究者說 “教授治校,說白了就是拒絕外行人進入學校管理層,把不懂科學、不聞學術、不諳教育的人掃地出門,它防止了舊制度下官僚體系對大學教育的侵蝕和破壞,同時把學校的行政權作分散化處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機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辦學、民主管理,保證學校的獨立、學者和學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發創造力方面,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從 1929 年至 1931 年的兩年間,清華沒有官方委任的校長,純粹由教授會代表全體教授治校。

當時教授會的宣言是:“清華並非行政機關,學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獨立進行”

錢學森是他的學生,了解了這段歷史,就會知道,錢學森去世前的遺問,不光指向未來,也是一次拼力的回頭一望。

他終身未娶,唯與學生親厚,當中有一人叫熊大纏,是他人生裡最深的一段感情。

網上可以找到熊當時的照片,生氣勃勃,可以躍紙而出。他們在那幾年裡幾乎相依為命。

1938 年,熊突然對他說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這學生在河北沒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沒有政治經驗,但是國難當頭,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後,他曾 “約有十餘天,神思鬱鬱,心緒茫然,每日只能靜坐室中,讀些英文小說,自求鎮定下來。”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點,是他能夠幫著自己的學生在後方搜購一些雷管,炸藥等軍用物資,

看這書時,我才知道,曾經炸碎日軍機車車頭的 TNT 藥性地雷,是來自熊所在的 “技術研究社” 的製造,而不是我們小時看的電影《地雷戰》中由農民土法製成。

1939 年,國共關係惡化,熊大纏被疑心是國民黨特務,秘密逮捕,在沒有調查核實,沒有經過法定程序的情況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塊砸死。

從平津來冀中參加抗日的知識分子將近百人受到株連,在這之後,因為沒有科技力量自製彈藥,冀中的戰士在一段時期內只能拿著空槍,把秸稈塞在子彈袋裡作戰。

1947 年 6 月 23 日,他的日記裡寫 “今日是舊曆端午節。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纏。九年前的端午,他從內地回到天津,那是一個 surprise。誰知道以後的事多麼可悲。近幾天在讀《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淒涼心事’句,更增悲痛。

建國後他仍然當過一段清華的一把手,一直到 1951 年。

1968,他已經七十歲,因為熊大纏的事,涉嫌 “國民黨 C.C 特務團” 被捕。

他在獄中一年半。

看過提審紀錄的黃延復說,他所有的話,其實只有一句 “我是科學家,我是老實的,我不說假話”。

之後他由紅衛兵組織隔離審查。

他出現幻聽,認為有電台在監視他,“一舉一動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電台就說他喝茶不對,他走出門,電台就叫他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著他,“甚覺悲哀”,說 “你是學物理的,你知道電波透不過牆,根本沒有這種事,是幻覺”

他說 “有,是你耳朵聾,聽不見”

之後他再次入獄,出來的時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雙腿腫脹難以站立,整個身子弓成九十度。

當時的中關村一帶,有不少人都看過他,他穿著一雙幫裂頭缺的破棉鞋,有時到一家小攤上,向攤主伸手索要一兩個小蘋果,邊走邊嚼。

如果遇到學生模樣的人,他伸手說 “你有錢給我幾個”

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

後來他已經漸漸恢復一些神智,有一次錢三強在中關村的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師呢,就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關懷,先生一看到他來了,馬上就說,你趕快離開我,趕快躲開,以後你見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遠遠的。”

錢三強當時是二級部的副部長,負責原子彈工程。

他的學生深知他的用意 “他知道這麼重要的工作,最忌諱同那些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來往的,他生怕錢三強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兩年後,在北大作教師的張之翔騎著自行車,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張之翔說 “他已經不認識我了,我說我是張之翔阿,他說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給我看,這個腿,兩個腿腫得很厲害,走不了路。他也沒有牢騷,很平靜的。可是人已經不像個人形了。我也沒有多少好說的,我說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淚流滿面。

“… 我就離開了,以後再也沒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說他從沒對任何人講過自己的悲慘,“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歷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沒有必要感嘆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經常坐在一張舊藤椅上,讀點古典詩詞或歷史書打發時光。

1977 年 1 月 13 日,他去世。在生命的盡頭,錢臨照去看他時,他取出《宋書》來,翻到范曄寫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滅,岂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我反復念他這幾句話 “吾狂衅覆滅,岂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經平反之後,清華想要為他塑像之時,仍有人說 “你們要為這個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

1929 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裡說 “有人懷疑中國民族不適宜研究科學,我覺得這些論調都沒有根據。中國在最近期內方明白研究科學的重要,我們還沒有經過長時期的試驗,還不能說我們缺少研究科學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學研究,五十年後再下斷語。諸君要知道,沒有自然科學的民族,決不能在現代立腳得住。”

八十年過去了,他在空白處栽種的一切,讓我這樣的後代得以生活在一個濃蔭蔽頭的世界上,而我卻今天才知道葉企孫先生的存在。

“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這張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溫和地看著我,不求理解,不加責問,但這樣的疑問,卻從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頭。

(哈林和錢烈憲提醒,

葉先生在哈佛的研究項目普朗克常量,應該小寫斜體,我原寫為 H, 已經改過,謝。另有朋友留言說《宋書》第一句應是,“吾狂衅覆滅”,我原文寫為覆天,打字錯誤,改過,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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