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凯南：《蘇聯行為的根源》
一、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蘇聯政權的政治性格是意識形態和環境的產物：蘇聯現今領導人從產生他們政治背景的那個運動中繼承下來的意識形態和他們在俄國執掌已近三十年的政權的環境。很少有心理分析的工作比弄清這兩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及每個因素在決定蘇聯行為中的地位這個工作更難的了。儘管如此，為了理解和有效地對付蘇聯的行為，必須作這樣的努力。
要概括出蘇聯領導人奪取政權時所帶著的一整套意識形態觀念是困難的。馬克思的理論在俄國共產主義版本中總是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作為其理論基礎來源的材料是廣泛而又複雜的。但是 1916 年時，俄國共產主義思想的最主要內容可以歸納如下：（a）人類生活的中心因素是物質產品的生產和交換制度，它決定社會生活的性質與 “社會面貌”；（b）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罪惡的，它必然導致資本擁有者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不能充分發展社會經濟和公平地分配勞動者創造的物質產品；（c）資本主義包含著導致自身毀滅的種子，由於資本擁有者階級不能適應經濟的發展變化，它必然引起革命和使政權轉移到工人階級手中；（d）作為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必定導致戰爭和革命。
其他內容可用列寧自己的話來概括：“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的方面來，……”①應當指出，他們認為如果沒有無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不會自行滅亡。為了推翻搖搖欲墜的制度，一定要有來自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最後推動力。這種推動力被認為遲早是要到來的。
在俄國革命爆發以前五十多年中，參加革命運動的人們狂熱地信奉這套思想。由於受挫、不滿、無自我表現的希望（或急於自我表現）以及在沙皇統治制度的嚴密控制下選擇流血的革命作為改善社會境況的手段此種行為缺乏廣泛的支持，這些革命家們便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為自己本能的欲望找到了極為方便的理論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他們煩躁情緒、全盤否定沙皇制度下的價值觀、追求權力的欲望和雪恥心理以及尋求捷徑實現這些願望的傾向提供了違反科學的理論根據。因此毫不奇怪，他們堅信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義是千真萬確、合理有效的，因為這一教義迎合他們那種易衝動，激情感的心理。沒必要懷疑他們的虔誠。這是和人性本身一樣久的現象。愛德華特・吉本②說得最精辟不過了，他在《羅馬帝國的衰亡史》中這樣寫道：“笃信到欺騙，這一步是非常危險而又不知不覺的；聖賢蘇格拉底告訴我們，聰明的人可能為自己欺騙，善良的人可能愚弄他人，人的良心正是處於自我幻覺和有意欺騙的混和的中間狀態。” 正是帶著這一整套觀念，布爾什維克黨奪取了政權。
應當指出，在整個準備革命的時期，這些人的注意力，跟馬克思本人一樣③，更多的放在擊敗競爭對手而非今後社會主義所採取的形式上，在他們看來，前者先於後者。一旦掌權，他們對應該實施的綱領的看法很大部分一上是模糊的、空想的和不切實際的。除了工業國有化和剝奪私人大資本外，沒有一致的綱領方針。他們對待農民的辦法（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公式不同於對待無產階級）在俄國共產主義思想中就是一個含糊不清的問題，在共產黨執政的最初十年中，一直是一個引起爭論、舉棋不定的問題。
革命後最初一段時期的環境 —— 內戰、外來干涉以及共產主義者僅僅代表著俄國人民中極少的一部分 —— 這使得必須建立獨裁政權。“戰時共產主義” 和過急消滅私人生產與私人商業造成了不良的經濟後果、招來了對新生政權更多的敵視。暫時緩慢俄國的共產主義化過程是以新經濟政策為標誌，減緩了某些經濟困難，達到了一定目的。然而它也表明，“社會中的資本主義因素” 總是設法從政府放鬆政策中謀取好處，如果允許其繼續存在的話，他們始終是威脅蘇維埃政權的強大的反對力量與競爭對手。個體農民的情況也類似，儘管力量很少，他們亦屬私有生產者。
如果列寧在世的話，為著俄國社會的最終利益，他或許會以偉人的氣魄調和這些相衝突的力量，當然我們不能確定他真的會這樣做。即使列寧會這樣做，斯大林及其在爭奪列寧繼承權鬥爭中的追隨者們也不會容忍他們所凱觑的政權下存在著競爭的政治力量。他們的不安全感太強烈了。他們那種特有的極度強烈的狂熱性和戒備心理與盎格魯 —— 撒克遜的妥協傳統格格不入，使得不可能實行長久的分權。從孕育他們的俄羅斯 —— 亞細亞世界，他們形成了對於競爭力量長久地和平共處的可能性極度懷疑的心理。由於輕信自己教義的正確性，他們總是堅持競爭力量或屈從我或被消滅。共產黨之外的俄國社會本身並不僵化。人們的任何形式的共同行為與組織皆受黨的操縱。在俄國，不允許存在其他具有活力與感召力的組織。只有黨具有嚴密的組織結構。除了黨之外，便是無組織無目的的雜亂的群眾。
蘇聯黨內，情況亦如此。黨員群眾雖然可能參加選舉，參與制訂、討論和執行政策，但是他們參加這些活動時並不是從自己的意願出發，而是要仰上級黨的領導的鼻息，揣摩 “指示” 的含義。
應當再次強調的是，這些人搞專制主觀上或許並不是出於個人的目的。他們無疑相信 —— 並且很容易這樣相信 —— 自己知道什麼是於社會有益的，一旦權力獲得穩固和不可改變的地位，就會努力為社會謀福利。為了達到權力穩固的目的，他們不顧上帝規條與人類道德；不擇一切手段。只有等到他們覺得安全時，才會開始考慮如何使信賴自己的人民過得幸福與舒適。
關於蘇聯政權最突出的環境即，迄今為止，該政權的政治鞏固過程尚未完成，克里姆林宮的人還深陷於鞏固和強化他們在 1917 年所獲得的政權之鬥爭中。他們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對付俄國內部的反對勢力，但也有對付外部世界的意圖。因為意識形態教導它們，外部世界是敵視蘇聯的，最終推翻境外的政治勢力是他們的歷史使命。俄國的歷史與傳統支持了他們的這種認識。最後，他們自己挑釁性的不妥協行動惹來了外部世界的反應。於是他們，用吉本的另一句話來說，又被迫應付自己所挑起的敵對行為。通過把外部世界描繪成自己的敵人從而證明自己正確，這是每個人所具有的、無可否認的特權；因為如果他經常地、反復地這麼認為並將之作自己的行為基礎，那麼他必定是正確的。
由於他們精神世界和意識形態的特點，蘇聯領導人從不承認敵對他們的行為含有合理的、正義的因素。這種敵對行為，從理論上說，只能來自反動的、頑固的和垂死的資本主義。只要官方承認俄國尚存資本主義的殘餘，這就可以被當作維持獨裁政權的原因。但是，當這些殘餘開始逐漸消失，獨裁政權之合理性就越來越站不住腳了，而且當官方正式宣稱這些殘餘已被最後清除之後，其存在之合理依據就完全喪失了。這促使蘇聯統治集團採取新的手法，因為俄國已不存在資本主義，同時又不允許處於其統治下的人民自發產生的嚴重的與廣泛的異己力量之存在，這樣就有必要通過強調國外資本主義的威脅，為繼續維持獨裁制度提供合法依據。
這種做法很早就己開始。1924 年，斯大林特別指出，維持 “鎮壓機關”（主要指軍隊和秘密警察）是因為 “只要存在資本主義的包圍，就有被干涉的危險和由此引起的一切後果。” 根據這種理論，從那時起，俄國國內的一切反對力量均被描述為敵視蘇聯政權的國外反動勢力的代理人。
同樣地，他們極力強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世界存在著根本的對抗這一共產主義觀點。許多事實證明，這是毫無根據的。由於一方面國外確實存在由蘇聯哲學與行為所引起的敵視心理，另一方面歷史上某些時候軍事強國特別是三十年代的納粹德國和日本確實有侵略蘇聯的計劃，真實的情況被掩蓋了。但事實上，莫斯科強調面臨著外部世界對蘇聯社會的威脅，並不是因為真有來自國外的敵視的現實，而是為了給維持國內獨裁制度製造藉口。
因此，維護蘇聯現政權即在國內建立至高無上的權威，和由此而來的編造外國敵視的神話，這一切決定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蘇聯政權機器的特徵。未能適應上述目的的國內機關逐漸被裁減與取締，反之則不斷膨脹。蘇聯政權的安全是建立在黨的鐵的紀律、無所不在和嚴厲殘暴的秘密警察以及牢固的國家經濟壟斷的基礎上的。蘇聯領導人得以對付競爭力量以求得安全的 “鎮壓機關”，很大程度上成了人民（他們應當服務的對象）的太上皇。今天，蘇聯主要政權機關的任務是完善獨裁制度和在民眾中維持這麼一種觀念，即俄國處於包圍之中，敵人就在城牆下。組成權力機構的上百萬官僚們必須盡一切努力在人民中維持這種觀念，否則他們自己就是多餘的了。
從目前來看，俄國統治者不會取消鎮壓機關。建立專制政權的過程已經進行了近三十年，這在當代是空前的（至少從範圍之廣這一點來說），它除了引起國外的敵視外，亦導致了國內反抗。警察機關強化的結果，是使反對政權的潛在力量越來越強大與危險。
俄國統治者決不會放棄他們借以維持獨裁政權的神話。因為這個神話已成蘇聯哲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過比單純的意識形態力量還大的紐帶，它已深深地嵌入蘇聯思想體系之中。
二、
前面談了這麼多的歷史背景。那么它是如何反映在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蘇聯政權的政治性格上呢？
傳統的意識形態理論尚未被放棄。他們仍然堅信資本主義是罪惡的、必然要滅亡的，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促使資本主義滅亡，將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他們更多的強調關係到蘇聯政權本身的一些觀念上，即作為黑暗、誤入歧途的世界中唯一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政權的地位及其內部之權力關係。
在這些觀念中，首先他們強調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固有的對抗。我們已經看到，這個觀念是如此之深地嵌入蘇聯政權基礎中。它對作為國際社會一員的蘇聯的行為有著深遠的影響。這意味著蘇聯總不可能真正地相信自己與資本主義強國的目標有一致的地方。莫斯科總是認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目的是敵視蘇聯的，因而也就是違背它所控制的蘇聯人民的利益的。如果某個時候，蘇聯會在違背這一觀念的協議上簽字的話，這只不過是對付敵手的策略手段而已，蘇聯的做法是 “買主自行當心”。蘇聯人聲稱這種對抗仍然存在。這是虛構的。由此產生了克里姆林宮對外政策中許多令人困惑的現象：躲躲閃閃、守口如瓶、欺詐蒙騙、疑心重重以及不懷好意。在可見的將來，這些現象不會消失。當然，其程度與側重點會有所不同。當蘇聯人有求於我們時，上述這種或那種行為會有所收斂；這種時候，總有些美國人會欣喜若狂，認為 “俄國人變了”，甚至有些人竟以所謂的自己帶來了這種 “變化” 而居功。我們切不可為策略手段所迷惑。蘇聯政策的這些特徵以及導致其產生的觀念，與蘇聯內部政權性質密切相關，只要蘇聯政權性質沒有改變，我們就必然要面對著這種行為，不管是明示的還是暗示的。
這意味著，在今後很長時間內，蘇聯仍是很難打交道的。但並不是說，蘇聯要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以便在一個確定的時間內推翻我們的社會制度。值得慶幸的是，蘇聯關於資本主義最終必然滅亡的理論包含這樣一層意思，即它並不急於實現這一目標。進步勢力可以為最後決戰作長期的準備。在此期間，至關重要的是，國內外的共產主義者應當熱愛與捍衛 “社會主義祖國”—— 已經取得勝利的、作為社會主義力量中心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促進她的繁榮，困擾與消滅她的敵人。在國外推行未成熟的、“冒險的” 革命計劃，會使莫斯科處境難堪，因此被視為 “決不能原諒” 甚至是 “反革命” 的行動。莫斯科所定義的社會主義事業，就是支持和發展蘇聯的力量。
我們再來看蘇聯的第二個觀念，即克里姆林宮是一貫正確的。在蘇聯權力思想中，不允許存在除黨之外的獨立組織，因此就必須在理論上把黨的領導作為真理的唯一源泉。如果其他地方亦有真理的話，那就應允許其他組織存在與自由表達其意志，這是克里姆林宮不能也決不會允許的。
因此黨的領導總是正確的，甚至自從 1929 年斯大林通過宣布政治局一致原則從而正式確立他的個人權力以來，亦是如此。
由於黨一貫正確，因而便有黨的鐵的紀律。事實上，兩者是互為依據的。建立嚴格的紀律需要承認黨的一貫正確，黨的一貫正確要求遵守紀律。兩者一起決定了整個蘇聯政權機器的行為。如果不考慮第三個因素，還不足以理解這兩者的作用，即黨為了策略上的考慮，可以在任何時候隨心所欲地提出某種理論，如果它被認為有益於其事業的話，並且要求全體黨員忠實地、無條件地接受這種理論。這就是說，真理不是永恆的，它實際上可以由蘇聯領導人自己根據需要與目的創造出來。真理可以每週不同、月月有異，它不是絕對的、不可變更的 —— 非產生於客觀現實。這僅僅是某些人當時智慧的表白，因為他們代表著歷史的規律。這些因素造成了蘇聯政權機器的目標是僵硬與固執的。這種目標可由克里姆林宮隨意改變，而其他國家則無法做到這一點。一旦在某個特定的問題上制定了黨的路線，整個蘇聯政府機構包括外交機關，就像上滿發條的玩具汽車沿著既定的方向前進，直至遇到不可抗拒的力量才停下來。組成這個政權機器的個人，不為外來的論點與理由所打動。他們受到的全部教育就是教導他們不信任與懷疑外部世界。就像留聲機前的白狗，他們只聽 “主人的聲音”。只有主人才能改變他們的目標。因此，外國使節不可企望他們的話會對蘇聯領導有所影響。他們至多能希望的是自己的話會被傳給蘇聯最高領導階層，只有他們才能改變黨的路線。但是，這些人不可能會為資產階級代表通常的邏輯所動搖。由於目標不同，思維方式亦不可能一致。因此，事實比言辭對克里姆林宮更有說服力，只有以無可辨駁的事實作後盾的言辭，俄國人才聽得進。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意識形態並沒要求他們急於實現目標。和教會一樣，他們只經營意識形態概念（具有長遠意義），可以耐心等待目標的實現。他們決不會為了虛幻的未來而冒喪失目前所得的風險。列寧本人就教導說，追求共產主義目標既要謹慎又要靈活。這種告誡由於俄國歷史上的教訓更顯重要：在毫無防禦的廣闊平原上與游牧民族進行了幾個世紀的混戰，謹慎、考慮周全、靈活與欺詐是非常有用的品質；這些品質為俄羅斯和東方民族所崇尚。因此，俄國人並不因為在比自己更強大的敵手面前退卻而覺得丟面子。由於沒有一個達到目的的確定時間，他們不會為進行必要的退卻而不安。俄國的政治行為就像一條不停流動的溪流，朝著一個既定的目標前進。它主要關心的是灌滿世界權力盆地中可以達到的每一個角落和縫隙。如果在前進的道路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礙，它會達觀地接受並適應這一現實。重要的是永遠朝著一個最終的目標前進。在蘇聯哲學中，並無一定要在一個確定時間內實現目標的思想。
因此，對付蘇聯外交比對付諸如拿破崙和希特勒等極富侵略性的首腦人物的外交既容易又困難。一方面，他們對敵手的力量更敏感，當覺得對方力量太強大時，更願意在外交上作出讓步，因此在權力邏輯與語言上更有理智。另一方面，敵方的一次勝利並不能擊敗他們或使他們喪失信心。由於它堅定固執，對付俄國不能靠偶而採取的、反映民主世界公眾輿論某個時候要求的行動，而要執行明智的、具有遠見的政策 —— 它在目標堅定、執行中方式多樣與靈活應變上都不比蘇聯的政策遜色。
在這種情形下，很清楚，美國對蘇政策最主要方面就是長期的、耐心但堅定和保持警惕的對俄國擴張傾向的遏制。應當指出，這種政策與裝腔作勢是不相容的，它並不等於威脅、恫嚇或擺出 “強硬” 的姿態。雖然說克里姆林宮對政治現實的反應基本上是靈活的，但這決不意味著它會不顧自己的聲譽。跟幾乎所有其它政府一樣，蘇聯政權不會在笨拙的恫嚇行為面前退縮。俄國領導人很了解人類的心理，他們知道大发脾氣和喪失自控決非政治活動中力量的源泉。他們會極力利用敵方這種弱點。因此，為了有效地與俄國打交道，外國政府絕對必要在任何時候保持冷靜與鎮定，要以不易損害其威望的方式向俄國提出要求。
三、
根據上面的分析，很清楚，蘇聯對西方世界自由制度的壓力，可以通過在一系列變化著的地理與政治點上，隨著俄國政策和手法的變化，靈活、保持警惕地使用反抗力量而被遏制，不能以魔力或勸說使之消失。俄國人期望萬古長存，並且看到自己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應當記住，曾經有一個時期，共產黨在俄國國內比蘇聯今天在世界更缺乏代表性。
如果說意識形態使俄國統治者認為真理在他們一邊，他們可以耐心等待最終的勝利，那麼我們則不受這種意識形態的約束，可以自由地、客觀地判斷這一論點是否站得住腳。蘇聯這一理論意味著它不僅完全不允許西方對其經濟命脈的控制，而且設想俄國在很長時間能保持團結、紀律和堅韌不拔。把這種假定變為現實，如果西方以足夠的資源和力量對蘇聯政權遏制 10 一 15 年，這對俄國將意味著什麼呢？
蘇聯領導人利用現代技術給專制帶來的便利，使得人民在其政權下服服貼貼。很少有人對他們的權威進行挑戰，就是有也都在國家鎮壓機關面前敗下陣來。
克里姆林宮亦證明自己能不顧居民的利益，在俄國建立起重工業基礎，雖然這一過程尚未完成，但是它仍在繼續發展中，並且日益接近主要工業國家的水平。所有這些，不管是維持國內政治安全還是建立重工業，都是以人民生活受壓抑、期望未實現、精力被耗費為代價的。它要求使用強迫勞動，其規模與程度在和平時期的現代社會是空前的。它造成忽視和損害蘇聯經濟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別是農業、消費品生產、住房建設與交通運輸。
此外，戰爭又使得財產損失巨大、人员伤亡惨重和民众疲惫不堪。所有這些，使得今天的蘇聯人在肉體和精神上都極為疲乏。人民群眾感到失望並且不再輕信上當，如果說蘇聯政權在國外還有一些吸引力的話，那麼它的國內已經不像過去那麼具有魅力了。在戰時為了策略方面的原因而給予宗教的苟延殘喘的機會被人民以極大的熱情緊緊抓住了。這一事實雄辨地證明了人民對這個政權的目標沒有表現出多少信仰和獻身的精神。
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的肉體與精神力量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超過了這個限度，就是最殘酷的獨裁政府也無法驅使他們。強制勞動營地和其他強制機關以臨時性的條件強迫人民工作，勞動時間超過了勞動者意願與單純的經濟壓力所允許的範圍；即使他們能幸免於難，那時他們也已衰老了，成了獨裁的犧牲品。在上面任何一種情況下，他們最主要的力量都未能用於造福社會和為國家服務。
希望只有在年輕一代的身上。青年一代儘管歷盡磨難，但是他們數量眾、有活力；況且俄國民族是一個很有才能的民族。不過還有待於觀察兒童時代蘇聯獨裁政權施加的並隨戰爭增長的精神壓力，於他們成年時的行為有什麼樣的影響。除了最邊遠地帶的農場與村莊，諸如家園安全與和平的觀念在蘇聯已經不存在了。至今尚不清楚，這是否對現在正在走向成熟的新的一代的全面能力產生影響。
另外，蘇聯經濟雖取得了某些驚人的發展，但其發展是不平衡的、有缺陷的。說 “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 的俄國共產黨人，當想想自己的國民經濟狀況時，應該覺得臉紅。蘇聯經濟的某些部門如冶金和機器製造業所佔的比重大大超過其他部門。當它還沒有稱得上公路網的東西僅有一個原始的鐵路網時，就竟然想在短時間內成為世界上的工業強國之一。他們雖然已做了不少工作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教很原始的農民一些機器操作常識，但是整個蘇聯經濟嚴重管理不善，建設投資急、質量次，折舊費必須很大，在廣大的經濟部門，尚未把西方熟練工人具有的生產觀念與技術自尊運用於生產中。
很難相信，這些弊端可能為一個疲憊的、士氣低落的人民在短期內所克服，他們在恐懼和壓力的陰影下生活。只要這些弊端未被克服，俄國就將仍然是一個經濟上脆弱的、並且在某種意義上虛弱的國家，它有能力出口它的熱情和發出那種奇怪的政治魅力，但是不能維持那些靠真正的物質力量和繁榮的產品的出口。
同時，蘇聯政治生活也極不穩定。這種不穩定是由於權力從一個人或集團轉移到另一個人或集團而形成的。
這主要是斯大林個人地位問題。我們應當知道，斯大林代替列寧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僅僅是蘇聯第一次個人權威的轉移。這一轉移花了 12 年時間才鞏固下來。它使得上百萬人喪生，從根本上衝擊了這個國家。其影響達及整個國際革命運動，極不利於克里姆林宮自己。
有可能下一次最高權力轉移會是靜悄悄的、不惹人注目的，不會引起其它地區的反響。但是用列寧的話來說，這很可能促成從 “巧妙的欺詐” 到 “野蠻的暴力” 的迅速轉變，這是俄國歷史的特點，它將從根本上動搖蘇聯政權的基礎。
但這不僅僅是斯大林本人的問題。自從 1938 年以來，蘇聯政權高級領導階層中，政治生活就有著危險的死氣沉沉的局面。理論上說，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至少每三年開一次會。然而，從上次代表大會以來已經快整整八年沒開會了。在此期間，黨員數量增加了一倍。戰爭中大量的黨員喪生；今天一半以上的黨員是在上次黨代會以後被吸收的。而同時，在民族經歷了劇烈的變動後，仍然是原來一小批人踞於最高地位。確實，有某些原因使戰爭給西方每個大國的政府帶來了根本的政治變動，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也基本上存在於費解的蘇聯政治生活中，但是，這些原因在俄國尚未得到承認。
即使在像共產黨這樣具有高度紀律的組織裡，大批只是最近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的黨員群眾與終身踞於最高領導地位的小集團之間在年齡、觀點和利益上的差異也勢必擴大，大部分黨員群眾從未見過這些最高領導人，從未與他們談過話，也不可能與他們有密切的政治聯繫。
在這種情況下，誰能肯定黨的領導新老交替（其發生只是時間問題）能夠順利地、和平地進行，或者競爭對手們不會為了自己的目標而尋求這些尚未成熟的、缺乏經驗的群眾的支持？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將產生難以想象的後果，因為一般說來全體黨員歷來習慣於鐵的紀律與服從而不適應妥協與和解。如果團結遭破壞從而使黨癱瘓，俄國社會將會出現難以描述的混亂和虛弱。因為我們知道，蘇聯政權只是裝著一群烏合之眾的容器外殼而已。在俄國根本沒有地方政府這類東西。目前這一代的俄國人從不知道自發的集體行為。假如出現一些情況，破壞了作為政治工具的黨的團結與效率，那麼蘇聯很可能會在一夜之間，由一個最強大的國家變為一個最弱的、最可憐的國家之一。
因此，蘇聯政權的未來根本不會像克里姆林宮主義所幻想的那麼安全。他們表明自己能夠保持政權。他們能否平靜地、順利地完成政權的新老交替，尚有待證明。同時，國內政權的淫威和國際生活的動蕩已經嚴重地挫傷了該政權賴以依靠的偉大的人民，使他們喪失了希望。十分令人驚奇的是，今天，蘇聯政權的意識形態力量在俄國境外即在它的警察力量所及的範圍之外，其影響更大。這種現象使人想起托馬斯・曼在他的著名的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④中所用的一個比喻。托馬斯・曼認為，人類組織在其內部已經嚴重衰敗時，往往外表上顯得十分強盛，他把處於極盛時期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比作一顆向地球發著最亮的光但事實上早已不存在的星體之一。誰敢否認，克里姆林宮洒向西方世界失望不滿的人民的強光不是事實上行將消失的星座的餘輝？既不能證明是這樣，也不能證明不是這樣。但是存在這麼一種可能性（作者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大），即蘇聯政權，正像他們所說的資本主義世界，本身包含著衰敗的種子，這個種子已經萌芽滋長。
四、
顯然，美國不可指望在可見的將來與蘇聯政權保持密切的關係。在政治舞台上，應繼續將蘇聯當作競爭對手而非夥伴。蘇聯今後不可能真心熱愛和平與穩定、不相信社會主義世界和資本主義世界可以長期地、友好地共處，而是謹慎地、不懈地施加壓力，削弱與瓦解所有競爭對手的影響與力量。
然而，俄國雖然總的說來是敵視西方的，但是至今它仍是相對弱的國家，它的政策很靈活，蘇聯社會包含著衰敗的種子。這就要求美國對堅定的遏制政策充滿信心，在俄國人露出侵害世界和平與穩定跡象的每一個點上，使用不可更改的反擊力量。
但是實際上，美國的政策並不是純粹的維持現狀以及守株待兔。美國安全可能通過自己的行動影響俄國內部乃至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俄國政策主要依此而制定）。這不單單指在蘇聯及其它地方搞些情報活動，儘管這也很重要。最主要的是，美國要在世界民眾中樹立這樣一個印象：目標明確、能夠成功地解決國內生活中的問題、可以承擔起一個世界強國的責任和在目前幾個主要的意識形態潮流面前保持自己的信念。倘若做到這一點，俄國共產主義目標就如堂吉柯德想法無望實現，莫斯科追隨者們的希望與熱情必逐漸減退，將給克里姆林宮對外政策增加新的困難。因為資本主義必然衰亡的神話是共產主義哲學的基石。甚至二戰以後，美國並未經歷紅場烏鴉們所預言的一場衰退，這一事實就將引起共產主義世界強大的、深遠的反響。
同樣地，如果美國表現出優柔寡斷、紛争不和以及內部分裂的跡象，這也將極大地鼓舞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如果上述任何一種傾向出現的話，共產主義世界將大受鼓舞、興高采烈；莫斯科會顯得得意洋洋；莫斯科在國外的支持者將增加；以及大大加強莫斯科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
說美國單獨就能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命運起決定性的作用並很快使蘇聯政權在俄國垮台，這是誇大其詞的。但是美國確實能夠對蘇聯的政策施加極大的壓力，迫使克姆林宮的行為要比近年所為更加溫和與明智，從而最後導致俄國政權的垮台或逐漸軟化。因為，任何神秘的救世運動 —— 特別是克里姆林宮的救世運動 —— 如果不使自己適應於事態發展的邏輯，就必然遇到挫敗。
因此，決定權很大程度上落在美國的身上。蘇美關係從本質上是對作為世界民族之一的美國的價值之考驗。為了避免毀滅，美國只需達到其民族之最好傳統，並證明值得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而生存下去。
確實，沒有比這樣對民族素質的考驗更公平的了。在這種情況下，有頭腦的蘇美關係觀察家沒有理由埋怨克里姆林宮對美國的挑戰。他應當感謝上帝，上帝使美國人民受到這種無法改變的挑戰，從而使美國全民族的安全依賴於他們的團結及接受歷史要求他們負有的道義和政治領導的責任。
註釋：
①列寧：《論歐洲聯邦的口號》，1915 年 8 月，《列寧全集》中譯本第 21 卷第 321 頁，1959 年人民出版社。
②愛德華・吉本，1737 一 1794，英國歷史學家。—— 譯注。
③本文之 “社會主義” 指馬克思主義者或列寧主義者的社會主義，不是第二國際的自由社會主義。—— 原注。
④托馬斯・曼，1875—1955，二十世紀最傑出的德國小說家，1929 獲諾貝爾文學獎，1944 年加入美國國籍。1900 年他因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問世而一舉成名。這部小說描寫一個資產階級家庭三代人和他們商號的興衰史。—— 譯注。
譯自 1947 年 7 月號《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July，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