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错误，都写在乔治凯南的分析中。
不知道苏联情报部门有没有获得这份材料，苏联后来的历史完全按照他的预言在发展，
1946 年 2 月，美国财政部给莫斯科大使馆发了一份电报，询问苏联要不要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大使不在，于是凯南就给代办的身份，发了一份 “长电报”。这个电报的核心观点，就是 “遏制战略”。
在 1947 年，凯南在《外交》杂志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苏联行为的根源》，分析了苏共以及苏共领导人的做事风格。
那么，凯南是怎么分析的呢？
他认为，克里姆林宫的认知，来自于俄罗斯传统的不安全感。他认为，苏联领导人非常清楚，自己的体制是比不得上西方体制，所以天天想着反和平演变，所以俄罗斯人民一旦了解了真相，苏联体制就会灰飞烟灭。
他认为，
自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之后，由于列宁的诠释，马克斯的教义变得更加凶狠好斗，更具排他性，成为激发不安全感的无与伦比的动力。正因为此，那些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们对不安全的感受，要比俄罗斯历史上的任何统治者都要强烈得多。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他们的所作所为荡涤了哪怕只是一个细微的伦理价值。今天，他们已经离不开这样一个教义了，因为这个教义已经成为他们在道德与思辨上让别人不得不倾倒的遮羞布。苏联领导人迫于历史和现状的实际需要，** 就提出一种教条，把外部世界描绘成为一个罪恶的、敌视的、威胁着苏联的世界，并认为这个世界内部滋生着蔓延疾病的细菌，注定要被越来越多的内部骚动所破坏，最后难逃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致命一击，从而让位给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 这种论点为苏联扩充国家警察与军事力量提供了依据，为将俄罗斯人民与外部世界隔离提供了理由，为完全体现俄罗斯统治者本能和特性的不断扩大警察权限的压力提供了正当性。
所以，凯南说
这些苏维埃头子的脑袋瓜天生就认定：无论如何，只要是反对势力就不可以公开承认它有什么优点或正当性。而这种反对势力的源头，绝对是不可救药、奄奄一息的资本主义。只要公开承认资本主义仍存在于俄国，就能以此作为借口，实施独裁。但是，** 当资本主义余毒被逐渐清除之后，独裁的正当性就消失了，在官方宣称完全铲除国内资本余毒之时，独裁也必须跟着消失。** 而且，既然国内已无资本主义余毒，当然就更不能承认被解放的人民对克里姆林宫有自发性的严重反抗行为。所以，苏维埃政权必须将矛头指向国外的资本主义威胁，才能继续独裁。
所以，凯南就开始批判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按照罗斯福的观点，应该与苏联联合。但是凯南认为，这样的政策是无效的，
其一、你愿意跟他联合，他根本不会跟你联合，因为他天生的不安全感，会觉得你的联合，是要演变他们。
其二、苏共为了降低不安全感，所以必须要进行对外扩张，所以美国给他画出的界限，是无用的。
那么，怎么遏制苏联，把它掐死呢？分为三部曲，
第一步，恢复势力均衡。
在二战中，出现了地区势力的真空，这个真空决不允许被苏联强占，必须让美国势力填补地缘政治的真空，而首先是就是欧洲，如果欧洲被赤化了，那么一切就完了。所以美国必须确保，英国、德国、日本三个国家不被苏联染指。那么怎么做呢？就是让他们富起来，只要他们富起来，苏联就没有办法煽动革命。
第二步，弱化苏联的对外交往影响力。
那么怎么弱化呢？他认为，不能直接正面与苏联冲突，尤其是不要去正面进攻苏联势力的地区，而是要离间他们与苏联的关系。他认为，苏联对于盟友，一向是损人利己的，根本没有盟友真心与他好，他说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总是那么漠视他人，总是那么不留情面，总是那么傲慢专横；对其追随者的约束又是那么残酷严厉。几乎没有谁能够长期忍受莫斯科的威权。一旦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变成国家的头面人物，一种新的、微妙的力量将开始发生作用。权力，哪怕只是品尝一丁点儿，同样会对共产党人发生腐蚀作用。特别是当这些领导人的个人利益或民族主义不断膨胀时，与苏联的分歧和冲突将难以避免。
也就是说，那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尽管是被苏联扶持起来，但是只要尝过了权力的滋味，就不愿意受到斯大林的控制。
而凯南认为，有三个国家，最有可能与苏联分裂，分别是南斯拉夫（铁托）、中国和希腊。
铁托与斯大林不和是早已有之，而中国庞大，绝不甘于当苏联的儿子。
第三步，迫使苏联接受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
要改变苏联行事风格，要实行 “威慑” 和 “诱导”，也就是胡萝卜加大棒。
威慑就是明确告诉苏联，有些事情你决不允许干，你要干，我就会报复你。诱导就是，刻意留给苏联一条道，让苏联沿着美国希望的道路走，逼迫苏联坐到谈判桌前。
乔治凯南的政策，一下子成为华盛顿人人谈论的事情，并且直接主导了后来冷战的走向，